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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女神像

世界杯第二 2025-06-05 18:32:48
源起 編輯 自由女神像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法國法學教授兼政治家愛德華·勒內·德·拉布萊於1865年中期所說的一句話。據稱,這位南北戰爭中北軍...

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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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女神像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法國法學教授兼政治家愛德華·勒內·德·拉布萊於1865年中期所說的一句話。據稱,這位南北戰爭中北軍的熱心支持者當時正在自己位於凡爾賽鎮附近的家裡,他在晚飯後與人交談時說:「如果要在美國建立一座紀念碑來紀念其獨立,我認為只有在我們兩個國家共同建造的情況下才是最合適的」[5]:7-9。不過從美國國家公園管理局一份2000年的報告來看,這一傳說是源於1885年的一份集資宣傳單,建造塑像的設想很可能要到1870年才提出[6]。美國國家公園管理局網站上的另一篇文章認為,拉布萊的初衷可能是向北軍的勝利及其成果致敬:「隨著1865年北軍在內戰中取勝並且廢除了奴隸制,拉布萊對和平和民主的願望在美國成為了現實。為了向這些成就致敬,他提議以法國的名義建造一件禮物送給美國。拉布萊希望通過呼籲人們關注美國這段時間取得的成就,讓法國人受到啟發,對抗專制的君主制,走上自己的民主道路」[7]。

巴托爾迪的設計專利

根據雕塑家菲德里克·奧古斯特·巴托爾迪的回憶,拉布萊說那番話時並沒有打算正式做出提議,但還是讓自己受到了啟發[5]:7-9。由於拿破崙三世統治時期的壓制,巴托爾迪並沒有立即就這一構思採取行動,只是和拉布萊討論。巴托爾迪於1860年代末聯繫了埃及赫迪夫伊斯梅爾帕夏,提議在蘇伊士運河位於塞德港的北面入口處建造一個古埃及女性法拉欣或農夫形象穿著長袍、高舉火炬的巨型燈塔。他為此還設計了草圖並製作了模型,但項目最終沒有動工建設。在這以前還曾有過一個經典的先例,羅得島太陽神銅像,這座古老的銅像是按希臘神話中的太陽神赫利俄斯形象製作,高度據信超過30公尺,同樣坐落在港口入口,提供照明指引船隻。[5]:7-8

普法戰爭期間,巴托爾迪進軍服役並擔任少校。拿破崙三世在戰爭期間被擒後廢黜,巴托爾迪的家鄉亞爾薩斯被割讓給普魯士,法國成立了更加自由的共和國[5]:7-9。戰後巴托爾迪計劃前往美國,他和拉布萊認為當時正是和一些有影響力的美國人討論建造自由女神像的時機[8]:60-61。1871年6月,巴托爾迪帶著拉布萊簽名的介紹信橫渡大西洋[9]:39-40。

到達紐約港後,巴托爾迪覺得貝德羅島正是放置塑像的理想位置,並對所有到達紐約的船隻都需經過該島感到震驚。他非常高興地得知紐約州議會已在1800年出於港口防禦需要將該島轉讓給美國聯邦政府。為此他在給拉布萊的信中稱這裡是「所有州共有的土地」[5]:12-13。巴托爾迪會見了紐約各界名流,還拜訪了時任美國總統尤利西斯·辛普森·格蘭特,後者給出了非常肯定的答覆,由貝德羅島作為塑像的選址不會有太大困難[8]:102-103。巴托爾迪又乘火車兩次橫穿美國,和許多可能會對塑像計劃持樂觀態度的美國人見面[9]:39-40。不過他還是擔心美法兩國公眾對這一計劃的支持程度尚有不足,因此和拉布萊決定繼續等待合適時機[5]:16-17。

巴托爾迪的作品貝爾福漫漫回家路

巴托爾迪第一次到達美國期間造訪了自己朋友的兒子、美國藝術家約翰·拉法基位於羅德島州的工作室,他繪製的第一幅塑像草圖之後也就由拉法基收藏。回到法國後,巴托爾迪繼續進行塑像的設計[8]:85。他還參與了多個用於在法國遭普魯士擊敗後增強愛國主義信念的雕塑製作,貝爾福漫漫回家路就是其中之一,這座砂岩製成的紀念塑像位於貝爾福堡壘下方,該堡壘曾在戰爭期間抵卸普魯士軍隊圍困達3個月之久。塑像主體是一頭桀驁不馴的獅子,長22公尺,高11公尺,表現出浪漫主義的情緒風格,之後巴托爾迪還會把這種風格帶到自由女神像中[5]:10-11。

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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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會大廈中由康斯坦提諾·布魯米迪繪製的壁畫細節,其上有兩個象徵美國的早期象徵符號:左邊的哥倫比亞和右邊的印第安公主。

巴托爾迪和拉布萊共同考慮了用什麼方式才能最好地表達美國的自由[10]:17-19。美國早期歷史中有兩位女性形象經常成為國家的文化象徵[11]。其中之一是人格化的哥倫比亞,對美國的代表程度相當於不列顛尼亞對英國的代表性和瑪麗安娜對法國的代表性。哥倫比亞取代了更早時期的另一個象徵印第安公主,當時這一象徵已經變成針對美國人不文明的貶損[11]。美國文化中另一個顯著的女性符號是源於自主神、代表自由的女神,在古羅馬受到普遍崇拜,特別是在廢奴主義者中。這個代表自由的人物當時鑄在大多數美國硬幣上[10]:17-19,還出現在流行和民間藝術中,例如托馬斯·克勞福德1863年完成的自由塑像就位於美國國會大廈的樓頂[10]:17-19。

18到19世紀許多試圖喚起共和理想(英語:Classical Republic)的藝術家經常採用代表自由的人物作為寓言性的符號[10]:17-19。法國國璽上也描繪有自由的代表人物[10]:17-19。不過,巴托爾迪和拉布萊避免了像歐仁·德拉克羅瓦1830年名畫《自由引導人民》中那種革命性質的自由形象。這幅畫是紀念法國1830年的革命而作,一位半裸的女性帶領武裝民眾從倒地的人身上踩過繼續前進[11]。拉布萊對這場革命並不感冒,所以巴托爾迪最終創造的人物全身都會有長袍的遮擋[11]。巴托爾迪也沒有在作品中表現德拉克羅瓦畫作的暴力,希望給塑像一種和平的形象,因此選擇了讓人物手持代表進步的火炬[12]。

克勞福德的自由塑像是在1850年代初設計,人物的頭上原本戴有一頂傘狀帽,古羅馬獲得解放的奴隸所戴的就是這種帽子。當時擔任戰爭部長、之後還將成為美利堅聯盟國總統的南方人傑佛遜·戴維斯對帽子的含義感到擔心,他不希望這成為一種廢奴主義象徵,因此下令把傘狀帽換成頭盔[8]:96-97。德拉克羅瓦畫作中的人物戴的是傘狀帽[11],巴托爾迪起初也打算讓自己的雕塑戴一頂這樣的帽子,但最終他選擇了王冠[8]:105-108。通過這樣的設計,他成功避免了人物與總是戴著傘狀帽的瑪麗安娜混為一談[13]。王冠的光環上有7道尖芒[14],分別代表了太陽、四大洋和七大洲[15],並且結合火炬還代表了自由照亮全世界[12]。

巴托爾迪早期製作的模型都有類型的概念:新古典主義風格、代表自由的女性人物、身穿羅馬女神中常見的禮服或斗篷、手持火炬高高舉起。塑像的面部是根據巴托爾迪的母親夏洛特(Charlotte)設計[9]:52-53, 55, 87。雕塑的輪廓強烈而簡明,並且兼顧所放置港口的戲劇性布局,讓乘客在進入紐約港的過程中隨著船隻向曼哈頓前進而看到雕塑角度上的不斷變化。神像的邊緣是大膽的古典風格,造型上也相對簡潔,不過分注重細節,讓塑像既龐大又莊重[12]。對此巴托爾迪寫道:

托馬斯·克勞福德的自由塑像

表面應該通過大膽而明確的定義做出寬闊而簡單的設計,突出重要的部位。小心對待細節的放大或是多樣性。通過誇張的形式來把塑像塑造得更加清晰可見,如果我們用細節將其豐富化,那麼作品的比例會受到嚴重破壞。最後,模型應該像設計一樣有概括性的特點,產生類似素描的效果。只有在有必要的情況,才應該對人物的意志加以研究,而且藝術家還應該利用自己的知識儘可能找到以最簡單的形式達到這一目的的方法。[16]

隨著計劃的進展,巴托爾迪對設計進行了多項修改。他曾考慮讓自由女神手持一截打斷的鐵鏈,但後來認為在帝國浩劫:美國內戰後的背景下這可能會太容易造成不和。修改後的設計將斷鏈轉移到了自由女神腳下,被其長袍遮掩住了大半,從地面上很難看到[8]:105-108。巴托爾迪起初不確定讓自由女神的左手拿著什麼樣的物品,他最終選擇的是楔石形狀的平板[8]:108-111,用來代表法律[17]。雖然巴托爾迪十分欽佩美國憲法,但是他最終銘刻在平板上的字樣是「JULY IV MDCCLXXVI」(意為「1776年7月4日」),即美國獨立宣言通過的日期,從而呼應自由的主題[8]:108-111。

同金屬鑄造廠協商後,巴托爾迪決定採用銅片製作蒙皮,並通過金屬浮雕花飾成型[8]:118, 125。這一選擇的一大優勢是整個塑像的重量會輕得多,銅的厚度只需要2.4毫米。塑像的高度略超過46公尺,相當於採用同一方法製作的德國塑像阿米尼烏斯高度的兩倍[5]:26。巴托爾迪的項目還引起的他之前的老師、建築家歐仁·維奧萊-勒-杜克的興趣和加入。維奧萊-勒-杜克計劃在塑像中設計用來固定蒙皮的磚制墩頭[8]:120。

計劃公開和早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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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5年時,法國政局已趨於穩定,戰後經濟也逐漸恢復。公眾對即將在費城舉辦的百年博覽會興趣越來越大,促使拉布萊決定開始尋求公眾支持[8]:121。1875年9月,他對外宣布了這一計劃,並成立法美聯盟作為募款機構。隨計劃宣布的還有這一塑像的名稱「自由照耀世界」[8]:123-125。根據計劃,法國人出資建造塑像,美國人則負責基座[5]:44-45。雖然有許多法國人對美國沒有在普法戰爭期間伸出援手感到不滿,但這一計劃的宣布總體上還是得到了良好的反響[8]:123-125。法國的君主制擁護者反對建造這座塑像,這主要是因為提議者是之前不久當選終身參議員的自由派人士拉布萊[5]:44-45。拉布萊安排了多種活動呼籲權貴人士捐款,例如於1876年4月25日在巴黎歌劇院舉行的特別演出,上演劇目包括作曲家夏爾·古諾新創作的康塔塔,劇名「La Liberté éclairant le monde」正是法語中的「自由照亮世界」[8]:123-125。

1876年百年博覽會上展出的自由女神像右臂和火炬立體圖像

雖然募款工作的重心最初集中於精英階層,但法美聯盟也得到了法國社會的廣泛支持,全國有181個市鎮的學童和市民參與了捐款。拉布萊的政治盟友,以及美國獨立戰爭期間法國特遣隊的後代都支持他的號召。但是,這些人也希望美國支持法國建設巴拿馬運河來做為回報。所需的銅可能源自多個不同的來源,其中有些據稱來自挪威羅加蘭郡的銅礦[18],不過這點在對樣本進行測試後沒能完全確認[19]。根據卡拉·薩瑟蘭(Cara Sutherland)為紐約市博物館編撰、以自由女神像為主題的著作中記載,塑像的建設一共需要9.08萬公斤銅,其中法國實業家尤金·塞克里坦(Eugène Secrétan)捐獻了5.81萬公斤[10]:36。歷史學家優思明·可汗(Yasmin Khan)2010年有關塑像的著作中表示,銅商雅皮·弗瑞里斯(Japy Frères)捐獻了價值6.4萬法郎的銅,相當於2025年的472,000美元[20][8]:137。

雖然整座塑像的建造計劃尚未完全敲定,但巴托爾迪還是決定先開始製造舉起火炬的右臂和頭部,工作在加吉特,戈捷公司的車間開始[8]:126-128。1876年5月,巴托爾迪作為法國代表團的一員前往美國參加百年博覽會[21]:25,並將一幅自由女神像的巨型畫像作為博覽會的組成部分在紐約展示[21]:26。塑像的手臂遲至8月才到達費城,因此未能列入展品目錄,還有些記者錯誤地把這件作品稱為「巨臂」或是「巴托爾迪電燈」。展覽場地有許多極為龐大的藝術品爭相吸引參觀遊客的注意,巴托爾迪設計的一個超大噴泉也在其中[8]:130。事實證明,雖然存在以上不利因素,但自由女神像的手臂在博覽會最後幾天裡還是很受歡迎,許多遊客會爬上火炬上的陽台觀看展覽會場[5]:49。博覽會結束後,這條臂膀被運至紐約,在麥迪遜廣場展覽了數年之後再運回法國與塑像的其它部分組裝[5]:49。

巴托爾迪在這次美國之行期間向許多團體發表演說宣傳自由女神像計劃,敦促組建法美聯盟美國委員會[8]:134。紐約、波士頓和費城都組建了委員會為塑像底座的建設籌資[21]:30。紐約委員會最終承擔了在美國募款的大部分責任,因此經常被直接稱為「美國委員會」[9]:94。其中一位成員是時年19歲、日後成為紐約州州長和美國總統的西奧多·羅斯福[8]:134。1877年3月3日,格蘭特在自己任期的最後一天簽署聯合決議案,授權美國總統接收法國送來的塑像,並且為其選址。次日就職的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選擇了巴托爾迪提議的貝德羅島[8]:135。

法國建造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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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8年,自由女神像的頭部在巴黎世界博覽會上展出

1877年返回巴黎後,巴托爾迪集中精力完成了塑像的頭部,並在1878年的巴黎世界博覽會上展出。募款仍在繼續進行,市面上開始有塑像模型出售,市民還可以買票進入加吉特,戈捷公司的車間參觀[8]:137。法國政府授權發行了彩票,獎品包括銀盤和塑像的陶瓦模型。截至1879年末,巴托爾迪已經籌得了約25萬法郎[21]:32。

幫助建造塑像頭部和手臂的維奧萊-勒-杜克於1879年病倒且很快去世,沒能說明銅製蒙皮固定到磚制墩頭上的具體方法[8]:136-137。一年後,巴托爾迪獲得了創新設計師兼建築商居斯塔夫·艾菲爾[8]:137的幫助。艾菲爾與手下的結構工程師莫里斯·克什蘭(Maurice Koechlin)決定放棄墩頭工藝,改用鐵桁架塔。艾菲爾沒有使用完全固定的結構,因為這會使應力在蒙皮上積聚,最終導致開裂。考慮到塑像在紐約港受風時會有小幅的晃動,並且金屬在炎熱的夏季還會出現膨脹,他用末段為金屬網的金屬框架來鉚接蒙皮。這一過程中的工作量很大,每一處鉚接部分都需要單獨打造。[9]:22[8]:139-143艾菲爾還使用浸滿了蟲膠的石棉作為絕緣物,防止蒙皮和骨架間發生電化學腐蝕[5]:30。採用鐵桁架塔還使得巴托爾迪不必再按原計劃那樣先在選址處建造骨架,而可以在法國完成大部分工作後,再將自由女神像拆解運輸到貝德羅島上重新組裝起來[8]:144。

艾菲爾的設計是最早的幕牆設計之一,即外牆不承重,由內部骨架支撐。塑像內部設計有兩座螺旋樓梯,游者可以登上自由女神像頭上的王冠[5]:33。另外,火炬周圍還有一個平台環繞,但是手臂的粗細只允許搭設一組12公尺長的梯子[5]:32。隨著鐵桁架塔建造起來,艾菲爾和巴托爾迪細心地協調對方的工作,使得蒙皮和骨架能夠嚴密接合[5]:34。鐵桁架塔部件則是在附近的巴黎郊區勒瓦盧瓦-佩雷的艾菲爾工廠建成[22]。

作為開工的象徵,美國駐法國大使列維·莫頓敲下了第一顆鉚釘,將一塊銅板固定在自由女神像的腳趾上[23]。不過這並不意味著蒙皮就是按照自下而上的嚴格順序安裝;有些工作是由承包商完成,例如其中一個手指就是根據巴托爾迪的明確要求由法國南部小鎮蒙托邦的一位銅匠製成[5]:39。到1882年時,塑像已經完成到了腰部,巴托爾迪為此邀請記者到塑像內的平台上午餐以示慶祝[5]:38。拉布萊於1883年逝世,法美聯盟法國委員會主席、曾主持開鑿蘇伊士運河的斐迪南·德·雷賽布接替了他的工作。1884年7月4日,莫頓大使出席了在巴黎舉行的完工儀式,德·雷賽布宣布法國政府已經同意承擔將塑像運至紐約的費用[21]:37。塑像以原樣在巴黎放置了一段時間,到了1885年1月美國的底基施工進度達到要求時再拆解打包準備遠涉重洋[21]:38。

美國的募款和建造以及遭遇的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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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5年6月的《弗蘭克·萊斯利畫報》,其上的木刻版畫顯示出位於巴黎的已完成塑像、巴托爾迪以及塑像的內部結構。

1885年6月,由理察·莫里斯·亨特設計建造並且正在施工的底座

法美聯盟美國委員會在為底座建設籌集資金的過程中遇到了很大困難。1873年經濟恐慌導致的經濟衰退持續了很長時間,多個類似的募款計劃都遭遇了困難。當時在建的方尖碑,即華盛頓紀念碑,有時會因為經濟原因停建數年,最終花費了超過35年才完成[8]:159-160。同時無論巴托爾迪的計劃還是美國人需要支付這件禮物的底座費用兩點都招來了非議。一方面,內戰後的美國社會普遍傾向於美國自己的、表現美國歷史上真實事件和英雄人物的藝術品,而非自由女神等寓言人物[8]:159-160。還有觀念認為美國的公共工程應當由美國人自己來設計,當年由已經歸化的義大利裔美國公民康斯坦提諾·布魯米迪(Constantino Brumidi)裝飾國會大廈之舉都引起了強烈的批評[8]:163。《哈珀周刊》(Harper's Weekly)宣稱,希望「巴托爾迪和我們的法國表親們將塑像和基座一起送給我們」[8]:161。《紐約時報》則表示,「沒有哪位真正的愛國者會贊同我們在如今的財政狀況下為這麼個銅製女性(人物塑像)承擔支出」[8]:160。面對這些批評,美國委員會在連續數年的時間裡都沒有採取多少行動[8]:160。

巴托爾迪塑像的底座位置定在伍德堡中,這裡是貝德羅島上一處已經停止使用的軍事基地,於1807至1811年建成。從1823年起,這裡就處於基本荒廢的狀態,只有在內戰期間曾用作徵兵站[9]:91。伍德堡的防禦工事是一個朝向11點方向的星型,自由女神像的底座和地基將會對齊,確保塑像面朝東南,歡迎從大西洋進入港口的船隻[24]。1881年,紐約委員會委任理察·莫里斯·亨特設計底座。亨特在幾個月內就遞交了一份具體方案,他預計的施工時間大概需要9個月[8]:169。他提議的底座有35公尺高,委員會考慮到財政方面的困難而將之縮減至27公尺[25]。

亨特的底座設計中使用了多種古典文明石頭記素,其中包括多立克柱式入口和其它用於將注意力集中在塑像本身的建築細節[25]。根據巴托爾迪的設想,每一邊的門上方會有十個圓盤,各代表美國的一個州(1876至1889年間,美國一共有40個州),但這一設計最終沒有落實。每一邊的大門上方設有立柱環繞的陽台;巴托爾迪在接近底座的頂部位置設有一個觀景台,其位置比塑像放置的位置要高[26]。根據作家路易斯·奧金克洛斯(Louis Auchincloss)的描述,這個底座代表著一種歐洲的古老力量,正是這種力量孕育了自由女神[25]。委員會聘請前陸軍中將查爾斯·波默羅伊·斯通(Charles Pomeroy Stone)監督施工作業[5]:71-72。15公尺深的地基於1883年開挖,底座在次年正式奠基[8]:169。亨特原本設想以堅實的花崗岩建造底座,但是最終迫於財政壓力修改了設計,只用花崗石作為牆面,內中澆築6.1公尺厚的混凝土[10]:49-50[9]:184-186。採用的花崗岩來自康乃狄克州紐哈芬縣布蘭福德(Branford)的貝蒂採石場[27]。澆築的混凝土質量創下當時的新紀錄[9]:184-186。

挪威移民土木工程師約阿希姆·戈程·吉阿夫(Joachim Goschen Giæver)設計了自由女神像的結構框架。他的工作包括起初的設計和計算、詳細的製作和施工圖紙以及對實際施工的監督。在完成塑像工程框架的過程中,他參考了居斯塔夫·艾菲爾的圖紙和草圖。[28]

為自由女神像募款的工作於1882年展開,委員會組織了大量的籌款活動[8]:163-164。其中一次藝術品和手稿拍賣活動邀請了詩人艾瑪·拉撒路(Emma Lazarus)捐贈一首詩作。起初她拒絕了邀請,稱自己沒法為塑像寫出一首詩。這一時期,她投身到了協助從東歐逃避反猶太主義迫害而來到紐約的難民。這些難民曾被迫在家境優越的拉撒路從未體驗過的惡劣環境下生存。她把自己對難民的同情融入到為自由女神像所創作的詩篇當中[8]:165-166,由此產生的就是十四行詩《新巨人》(The New Colossus),其中標誌性的一句「給我你那疲憊、困頓、渴求自由呼吸的芸芸眾生」[29]已經成為自由女神像的獨特標誌,與整首詩一起刻在地基內博物館的一塊牌匾上[9]:172-175。

雖然採取了各種措施,進行了各項努力,但籌款工作的進展還是滯後。紐約州州長格羅弗·克里夫蘭於1884年否決了一項為塑像建設提供5萬美元的法案。1885年,美國國會提議撥款10萬美元,這筆款項將足以完成整個項目,但仍因民主黨議員拒絕接受而功敗垂成。紐約委員會的銀行帳戶里只剩下3000美元,只能暫停底座的建設。由於項目岌岌可危,包括波士頓和費城在內的其他多個城市團體組織表示只要將塑像遷至他們的城市樹立,就願意承擔全部費用。[30]

自由女神像的頭部於1885年6月17日送抵紐約

《紐約世界報》出版商約瑟夫·普立茲宣布要為項目集資10萬美元[20]。他承諾會把每位捐款人的名字都印到報紙上,無論他們捐獻的金額到底是多少[21]:40-41。這一做法吸引了大量紐約民眾的注意,特別是當普立茲開始在報紙上發表他從捐款者那裡收到的注釋說明文字的時候,例如「在這個世界上獨自一人的年輕女孩」「出於自我否定而捐贈60美分」[5]:105。一位「窮苦的辦公室男孩向底座基金奉獻5美分」,還有一群孩子們一起捐了一美元,說「我們省下了去看馬戲的錢」[10]:51。一位「孤獨而且非常年長的女人」也捐出一美元[5]:105。位於布魯克林市(該市要到1898年才併入紐約市)一個酗酒人士之家的成員捐了15美元,其他人也通過酒吧和酒館的捐款箱做出貢獻[5]:107。遠在愛荷華州達文波特的一個幼兒園班級也給《紐約世界報》寄來了禮物:1.35美元[5]:105。隨著捐款源源不斷地流入,紐約委員會恢復了底座的建設工作[5]:110-111。

1885年6月17日,法國汽船「伊澤爾號」(Isère)帶著自由女神像安然抵達紐約港。紐約市民表現出對塑像新的熱情,有多達20萬人和數以百計的船隻在碼頭排隊歡迎「伊澤爾號」以及裝有拆解塑像的板條箱[5]:112[31]。1885年8月11日,連續5個月來每天都在號召人們為塑像基金捐款的《世界報》宣布一共從12萬捐款人那裡籌集了10.2萬美元,其中80%的人所捐數額不到一美元[5]:114。

籌款工作雖然取得了成功,但底座還是一直到1886年4月才完成,塑像的重組工作隨即開始。艾菲爾的鐵製框架掛靠在混凝土底座中的鋼製工字梁上並組裝起來[9]:19。這一部工作完成後再小心地把蒙皮一片片連接起來[21]:49。由於底座的寬度太大,因此不可能架設腳手架,工人在連接蒙皮時只能用繩子吊在空中,幸運的中,整個建設工作期間沒有出現人員喪生[9]:64。巴托爾迪曾計劃在火炬的陽台上安裝泛光燈用於照明,但美國陸軍工程兵團在塑像落成一周前否決了這一提議,擔心這會導致船的駕馭員在經過塑像時因光照到眼睛而無法看清前方情況。於是巴托爾迪在火炬上切出舷窗,把燈放置在舷窗以內,舷窗外還有金箔覆蓋[32]:36。島上為火炬照明及其它供電需要還新建了發電廠[5]:133-134。蒙皮全部裝好後,紐約市中央公園和布魯克林展望公園的設計師,知名景觀設計師菲德里克·勞·奧姆斯特德(Frederick Law Olmsted)負責監管貝德羅島上的清理工作,準備迎接即將舉行的落成儀式[9]:65。

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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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德華·莫蘭的布面油畫《自由女神照亮世界的揭幕》,存放在紐約市博物館,屬J·克拉倫斯·戴維斯收藏。

1886年10月28日下午,時任總統、前紐約州州長格羅弗·克里夫蘭主持了自由女神像的落成儀式[8]:176。這天早上紐約市舉行了盛大遊行,參與和觀看的人數估計在數十萬到近百萬之間。克里夫蘭總統領導了這次遊行,然後站在觀禮台上觀看來自全美各地的樂團演出和遊行隊伍。斯通將軍則是遊行的典禮官。隊伍從曾展出塑像手臂的麥迪遜廣場出發,途經第五大道和百老匯到達曼哈頓最南端的巴特里公園,其間還有小幅繞行,以便隊伍能夠在《世界報》位於公園街的大樓前經過。遊行隊伍經過紐約證券交易所時,交易員從窗戶向外拋灑紙帶,為紐約增加了紙帶遊行的新傳統[8]:177-178。

下午12點45分又開始了一場海上遊行,克里夫蘭總統登上遊艇前往貝德羅島準備進行落成儀式[21]:52。德·雷賽布代表法國委員會首先上台演講,然後是紐約委員會主席,聯邦參議員威廉·M·埃瓦茨。埃瓦茨的演講接近尾聲時,擋住塑像面部的法國國旗逐漸降低為其揭幕,但巴托爾迪這時因將講話中的一處暫停誤以為是結束而提早放下了國旗,隨之而來的歡呼聲也讓埃瓦茨不得不結束自己的講話[8]:177-178。接下來克里夫蘭總統也上台演說,稱這座塑像的「光亮必將刺穿無知和人類壓迫的黑暗,直至自由照亮世界」[5]:127。站在講台附近觀看的巴托爾迪也獲得了上台演講的邀請,但是他謝絕了眾人的好意。最後一位演講的是演說家昌西·迪皮尤(Chauncey Depew),他的講話非常冗長[9]:71。

落成儀式只對政要開放,普通民眾未能參與。只有兩位女性獲許出席,分別是巴托爾迪的夫人和德·雷賽布的孫女,官方對此的正式說法是他們擔心女性會在人群的擠壓中受傷。紐約的女權主義者對這種限制感到不滿,她們租下一條船到達了她們能夠到達的最近位置。該組織的領導人發表演說,為塑像以一位女性作為自由象徵表示歡迎,並且倡導賦予女性投票權[5]:127。由於天氣情況不佳,原計劃的煙花匯演一直推遲到11月1日才舉行[5]:128。

落成儀式結束後不久,非裔美國人報紙《克里夫蘭公報》提出,在美國「從現實上」成為一個自由國家以前,不應該點亮塑像上的火炬:

「自由照亮世界」,的確如此!這一表述讓我們感到噁心。這個政府是場狂噪的鬧劇。它既不能、也不願保護「自己」邊界以內的公民。把巴托爾迪的塑像、火炬和所有的一切都推進大海吧,直到這個國家的「自由」有可能讓一個與世無爭的勤勞有色人種為自己和家人爭取體面的生活,不會被私刑迫害甚至謀殺,他的財產也不會遭到破壞。否則,不要說用這個國家的「自由」「照亮世界」,哪怕只是想讓它照亮巴塔哥尼亞,也只能是荒謬絕倫之事。[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