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中国境内找不到夏朝?

夏朝遗址已经找到，或者说就在已经发现的考古遗址中。因为夏代遗址数量远远多于理论上的夏朝遗址，所以实际问题是，如何从遗址辨认哪些代表夏朝，在这一点上还有不同看法。这里着重介绍一下考古学上的解决方案以及形成不同看法的原因。

1.并不是找不到。

假设文献上的夏是真实的、现在对文献的理解也无误的前提下，20世纪50年代之前，在考古学上确实是没找到，就是说文献中的记载落实不到实物上。但是在70年代以来，由于考古材料的积累和文化序列的完善，所有学者一致认可，中国境内当然是已经找到夏朝的遗址了。

从考古学的角度看，“夏”的前后既没有考古遗存时间上的缺环，也没有考古遗存分布上的空白。

我们现在固然没有把夏遗留的每一个遗址都找到并发掘出来，但是，已经发现和发掘的考古遗存中，必然已经有夏了。原理在上面的回答中说过，这里不再赘述。

问题不在于为什么找不到夏，而是如何从已知的考古遗存中，区别哪些是夏，哪些不是夏。

因为在“夏代”这个时间范围内，除了夏之外，中国境内还有其他政治实体。这和商、周的情况是类似的，只要这个“朝”没有统治全中国，那么同时期和夏并存的非夏政权或族群，在考古学上当然也会被成批量地发现，不会有大的遗漏。

如果非要打比方的话，警方已经在案发现场控制了一大群人，凶手必然在这些已知的嫌疑人之中，这些人都无法从表面上排除嫌疑，但口供众说纷纭甚至真假难辨。现在的问题在于如何根据物证，从中筛选出来真凶。而不是说，我们目前没有凶手的线索或者凶手已经逃离现场，因此还需要通过扩大搜索范围来寻找。这完全是两回事。目前证据下，所有宣称“找不到夏”的说法都是胡咧咧，真问题不是为什么找不到，而是在已经找到的前提下，如何排除其他可能性、缩小嫌疑人范围，乃至最终锁定唯一的对象。

还有一个常见误解，考古学家先认定了夏在哪里、然后去找，这样如果先验前提错了就会“找不到”，所以应该去XXX去找。如果是这样，那文献无载的史前时期遗存应该一个也找不到才对——事实当然并非如此。无论文献如何记载或者应该如何看待，调查出更多的考古遗存、认识遗存内涵，这是再普通不过的考古学的基本任务，不会因为认定“夏在A地”而放弃对BCDEF……等地的考古调查和发掘。

2.分歧原因

哪些遗存代表夏这一点上，不同学者的看法有分歧。甚至，可能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也难以达成一致。

分歧的原因是什么？

首先，关于夏的文献本身就是模糊不清的，记录的详细程度和可靠程度都远不如后来（从徐旭生的时代直到近年出版的《寻夏记》，一直都把夏王朝视作“古史的传说时代”）。学者们几乎没有对任何夏史细节达成一致，就连文献上的夏的分布地域都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其次，考古发现本身，也没有发现所谓的出土文字“内证”——类似甲骨文记载了与传世文献一致的商王名号、从而建立“殷墟遗址=商代后期”那样严格的证明。

我们得承认考古学和历史学有局限，这两点在短期内都没有彻底解决、毕其功于一役的希望。幸好，确认谁是夏没有追诉时效，我们等得起。

3.时空界定

绝大多数考古学者赞同，即使没有上述证据，仍然存在退而求其次的办法，去辨认考古遗存中的夏。

一般思路是，总结文献中夏人的存续时间、活动地域、文化特征、重大历史事件等，然后在考古遗存中梳理和辨认这些要素，看看哪些考古遗存更吻合这些文献记载。

时间、地域这两个基本要素，不同学者之间都没有达成一致，所以这里只能暂时以多数考古学者的意见为准——

时间：夏代14世历471年，从共和元年（中国历史有确切纪年的开端）往前追溯，根据西周王年、武王克商之年、商代积年（三者均有不确定性，其中武王克商之年即商周分界还存在重大分歧）推算，夏代存在于约公元前21世纪至约公元前17世纪。

断代工程将其精确至约公元前2070-前1600年，不过一些学者认为这一年代框架所推算的夏始年数据偏早。

地域：一般认为是以豫西+晋西南为核心。具体来说，不同学者之间也会有小差异，如徐旭生先生认为：

约略地统计一下：在先秦书中关于夏代并包括有地名的史料大约有八十条左右：除去重复，剩下的约在七十条以内。此外在西汉人书中还保存有三十条左右，可是大多数重述先秦人所说，地名超出先秦人范围的不多。……对我们最有用的仅只不到三十条关于夏后氏都邑的记载，绝大部分在《左传》、《国语》、《古本竹书纪年》里面。……从剩下来不多条的史料比较探索的结果，觉得有两个区域应该特别注意：第一是河南中部的洛阳平原及其附近地区，尤其是颍水上游的登封、禹县地带；第二是山西西南部的汾水下游（大约自霍山以南）一带。邹衡先生《夏文化分布区域内有关夏人传说的地望考》认为夏人的活动区域主要有三处：一是豫西，可能延及陕东、鄂西，其影响所及，甚至远达川东等地的部分地区；二是晋西南，其影响所及，或可到晋北，甚至内蒙；三是豫东，可能延及皖西、鄂东部分地区，其影响所及，或可至长江下游。

孙庆伟先生认为，从夏代都邑分布情况来看，夏后氏最主要的活动范围是豫西的汝颍河上游地区和伊洛地区，但一度扩张到豫东、鲁西和豫北地区。如果一并考虑其他关系密切的同姓和异姓部族的活动范围，则夏王朝的势力范围还可扩张到豫西西部、晋西南、皖北、鲁西地区。

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除豫西晋南外，还有学者还将探索夏文化的视野拓展到河济、陕西、江浙、江汉、甘青、四川和山东等地区，基本上囊括了中原的四面八方）

4.文化比较

是否上述时空范围内的考古遗存就是夏呢？当然没有这么简单。

目前考古学界的共识是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仅其上、下限稍有分歧），这是基于文化比较。

引入“文化”的概念后，就不容易被一般人理解——不是在说夏朝或夏后氏吗，夏文化是什么意思？

简单来讲，“文化”是考古学家归纳、分析考古遗存特征的一个基本单位，来自不同遗址的、特征相似的一批遗存被归入同一个“文化”，而遗存特征差异大到一定程度，就会被划分为不同的“文化”。多数情况下，这个特征指的是陶器组合（因为陶器最常见，且更新频率最快，有些陶器的形制还很复杂、能够反映风格特征），条件允许时，铜器、葬俗等其他文化特征也被纳入比较。这里所谓的“文化”与文明发展程度没有关系，不是“文明”的对立面。

从新石器时代到商周时期，中国境内已经发现和确认了数以百计的考古学文化，各个区域的文化链条都没有明显缺环，不同文化之间的纵横联系也都比较明确。不同考古学文化之间，一般其距离越近、共性越多，距离越远、差异越大。

一般认为，这些“文化”和族群是有密切联系的，即不同文化代表不同习俗的人群；根据考古遗存的变化，运用考古学文化谱系梳理的方法，就像生物学上的分类学和支序学研究生物类群间的系统发育关系一样，能够追踪古代人群变迁、迁徙、分化、融合等。

进入复杂社会后，人群迁徙更为复杂，不同族群可以共存于同一政治实体甚至同一城市内，在短时间剧烈动荡或快速融合的社会背景中，“文化”概念的效能无疑减弱。但文化边界在很多时候仍然能够清晰地表现在考古材料中，一般认为它仍然和人群划分、和政治实体的统治范围有一定关系。

例如，甘肃甘谷毛家坪遗址，就是根据文化因素分析，可以分为以彩陶为特征的石岭下类型遗存，以绳纹灰陶为代表的周代秦文化遗存（A 组），以夹砂红褐陶为特征的西戎文化遗存（B 组）。东周初年以前，秦人还很弱小，未被封为诸侯，考古遗存中也没有直接的文字证据，但是考古学家仍然可以根据遗存特征，把西戎文化和周文化明确区分开来，甚至，通过与更晚的春秋时期秦文化的比较，还能进一步从周文化系统中识别出西周时期的秦人遗存。

也就是说，这类方法不是为夏文化专门订制的，其实，（先）商文化、（先）周文化、早期秦文化、早期楚文化、匈奴文化、鲜卑文化……等历史时期文献上的政治实体/族群和考古遗存的对应，都依赖于文化比较。而且，尽管中国的文献已经很多了，发掘出来的遗存也很丰富，但是两者对应起来很多时候也只是依赖于时间+空间这样相对粗糙的框架，出土文字“内证”在上述文化性质的确认方面，帮助是很小的。

回到“夏文化”，一般定义为“夏王朝所属的考古学文化”。不过，夏王朝的人群构成复杂，大多数时候，确定夏后氏或夏朝王族的文化，需要依靠核心都邑来把握。

由于早于夏的考古遗存，如何与古史传说中的政治实体/族群/人物相对应，分歧更大，所以一般是按照由已知推未知，从商文化向前追溯。

相关遗址与文献中都邑迁徙关系对比图。唐际根 2019认为，郑州商城、小双桥、洹北商城等遗址，不但具备了都城规模，还享有与安阳殷墟相同的文化属性，并且地理位置与文献所记录的商都各自对应，而且相互之间形成的“次序与时长”与文献中的商都迁徙大体契合（仅缺一处与文献“南庚迁奄”相对应的遗址）。

基点是殷墟文化，它确定代表晚商，没有异议。

殷墟文化的各种特征（陶器、青铜器、建筑、墓葬、人殉人祭、甲骨文……）直接来源于二里岗文化。二里岗文化年代早于殷墟文化，主要分布范围也与殷墟文化相近，核心区在中原地区，一般被认为是早商。不少学者认为二里岗国家是一个“帝国”，都城一般认为是郑州商城。

二里岗文化的主要陶器特征来源于下七垣文化。年代早于二里岗文化，主要分布于豫北冀南地区，多数学者认为是先商（不是指“商以前”，而是特指灭夏以前商先王先公及其人群所创造的考古学文化）。下七垣文化的都邑级聚落还没有发现，目前考古材料所体现的社会复杂化程度也不高。

二里头文化的年代与二里岗文化前后相接，分布地域与下七垣文化毗邻、与二里岗文化核心区有很大重合，但是它的主要陶器特征与“下七垣—二里岗—殷墟”不是一个系统，大型宫室建筑方向（北偏西）和布局，也与商人（北偏东）不同，因此被认为族属与商不同。不过，二里头和二里岗之间的继承性也很明显，尤其在高等级遗物上面，如二里岗文化的铜器、玉器特征都是来源于二里头文化。

总之，文化比较得出的结论是，二里头文化代表一个早于早商的非商人群或政治实体。再加上它又与文献上的夏朝的年代、地域有相当大的重合，所以被认为是探索夏文化的最主要的对象。

5.其他特征和历史事件对应

先看二里头文化的下限与文献中的商灭夏。

二里岗文化取代二里头文化的过程，在考古材料中表现得比较清楚。在二里头四期最晚段和二里岗形成期之际，一支使用外来陶器的人群占据了原二里头遗址的宫殿区，破坏了包括宫殿在内的重要遗迹，二里头遗址也因此失去都邑地位。并且，从陶器特征看，这群人来自二里头的东北方（下七垣文化）和东方（岳石文化，被认为是东夷人群）。不仅二里头遗址发生剧变，二里头文化分布范围内其他城邑也废弃于此时，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垣曲商城、大师姑、望京楼等含二里岗文化因素城址也在此时批量出现（或改建）。结合前述族属差异，这种大范围的二里头文化衰落+二里岗文化兴起的考古学事实，被认为是夏商王朝更替的反映，甚至被更精确地指认为是商、夷联盟灭夏的反映。

侯卫东，2020

还有学者认为，文献中的“桀奔南巢”的说法，可能与安徽肥西三官庙遗址有关。该遗址年代在二里头四期晚段至二里岗下层之间，是斗鸡台文化的一个普通基层聚落，但遗址废弃方式奇特，经历了一次较为严重的突发事件后毁弃，保存了全国范围内除二里头遗址之外夏商之际最多的铜器。

三官庙遗址出土铜器

至于夏的建立或者夏文化的上限是什么时候、在考古遗存上有何反映，不同观点差异较大。例如，在认同二里头全部或主体为夏的前提下，很多学者主张河南龙山文化（或其中某一阶段）属于更早的夏文化，这是当前较为流行的观点，也反映在断代工程年代上（因为二里头文化的年代不足以覆盖2070BC-1600BC）

如孙庆伟先生认为

如果要在考古学上确定夏王朝的始与终，则需要将年代问题转换为某些可视的考古学现象，而能够充当这种“转换器”的必然是那些在夏王朝建立和灭亡等关键时间节点附近，能够触发物质遗存发生变化的特殊历史事件。比如“禹征三苗”是夏王朝建立前夜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而在考古学上则可以观察到在河南龙山文化晚期阶段，在豫西南、豫南和江汉平原均出现了河南龙山文化对石家河文化的替代现象，学术界普遍相信这是“禹征三苗”带来的后果——即外来文化（河南龙山文化）对当地土著文化（石家河文化）的覆盖，由此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河南龙山文化晚期遗存就是早期夏文化。又如，在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一种特殊的大型玉礼器——牙璋在中原腹地兴起并大幅扩张，经考证，所谓的牙璋实际上就是夏王朝的核心礼器玄圭。具体到这一时期，玄圭从中原向周边扩张的历史动因只能是夏文化对周边的辐射，因此河南龙山文化晚期阶段玄圭的流行是夏王朝建立的又一个重要标志。

东亚牙璋（玄圭？）分布图相反的一种观点是，二里头一期或“新砦期”代表最早的夏文化，而不能将夏追溯到河南龙山文化。如张立东先生认为：

至于夏文化的首，则可以运用禹和启时期发生的历史事件来综合考定。……关于禹都阳城，文献中有“颍川阳城”和“大梁阳城”两种说法，不过一般认为颍川阳城的王城岗城址其文化面貌并不属于以二里头文化为基础的夏文化谱系，大梁阳城还未经考古证实，均不能以此来定位夏王朝的建立。关于伐三苗，文献中表明自尧时已开始，直到禹时才结束，在考古方面，中原文化取代石家河文化的年代偏早，应超出了禹的年代。因此，目前只能从水洪水的迹象和启的活动地域来综合考定。其实，夏代之前的治水，从尧时就已经开始了，直到禹才结束，但结束的时间应该距夏王朝建立最近，所以判断夏代前夕发生的大规模洪水事件，要以二里头文化为基础，即要稍早于二里头文化。环境学者在对二里头遗址及其周边进行了大范围的调查和研究，发现在伊河二级阶地上的龙山时代灰坑之上，二里头文化层之下普遍存在一层沉积层，其年代在距今约3800年至4000年之间，应为特大洪水淹没二级台地之后所遗留。此次洪水为在洛阳盆地属三千年不遇的特大洪水，造成了洛阳盆地中央长时期的积水。无独有偶，在新砦遗址的第二期遗存中也发现有特大洪水的迹象。目前的研究表明，以新砦遗址第二期遗存为代表的新砦文化的年代早于二里头文化，也在此年代范围之内。因此，两地的洪水应为一次。不仅如此，此类洪水迹象，在河南的辉县孟庄、焦作徐堡、博爱西金城、陕县三里桥以及山西绛县周家庄等遗址均有发现，说明确实是一次大范围的洪水事件，与禹时期的大洪水特征比较相符。

关于启的居地可以根据“启居黄台”和“钧台之享”来定位。《穆天子传》中有启居黄台的说法，关于其地望，学界则一致认为在今新密新砦遗址附近。《左传》中“夏启有钧台之享”的钧台，也多认为在今禹州附近。这两地均在新砦文化分布范围内或附近。因此，整体上看，新砦文化应是夏文化之首。

（邹衡、陈旭、李维明、张国硕、靳松安、魏继印、杨树刚、贺俊等先生持类似看法）

可见，运用完全相同的方法，可以得出差异很大的结论。

用来界定夏文化开始的大禹治水、禹征三苗这种传说中的事件，细究起来都很成问题。

夏正楷等，2013

夏正楷等，2013

中国境内发现的古洪水遗迹非常多，其中哪个对应于大禹治水的那次，并不确定。甚至于大禹治水发生于何地，不同看法也是天差地别。究其根源，是文献记载本身就不清楚，而不是考古或地质层面上发现不了洪水。再者，从治水实践上看，长江中下游地区早已发展出庞大而复杂的水利系统，有着比黄河流域丰富得多的考古证据，后者除了择高而居及筑城外，几乎没有什么人类行为与文献中的古代治水的方法相对应。

Li KF，2021 约4000年前后中原地区的古洪水。柱状图中的浅蓝色块代表地层序列中的洪水沉积物

后石家河文化（肖家屋脊+乱石滩文化）对石家河文化的取代，或者说河南龙山文化大规模扩散和影响江汉地区，发生的时间是在约2300BC~2200BC（见下图），有可能超出一般认为的夏始年。其次，石家河和后石家河之间的延续性以往被低估，新的调查和勘探表明石家河古城在肖家屋脊文化时期仍然沿用，局部堆积范围还有扩展。更重要的是，这次文化变迁是否代表军事冲突甚至征服，也没有确凿的考古证据。

由于石家河考古遗存中缺乏暴力冲突证据，甚至有学者认为是“三苗因大禹之德、大禹代表的中原先进文化而折服，主动追随大禹所代表的中原先进文化”。显然，无论从整体聚落数量、中心聚落规模及出土的器物还是社会复杂程度来看，中原龙山文化都要远逊于石家河文化，说前者“征服”后者已嫌勉强，说“以德服人”简直荒唐。

张海，2021

6.文明发展水平

二里头文化较同时期周边其他地区有更高的文明发展水平，但河南龙山文化并没有。

和一般人想象的“部落—酋邦—国家”单线社会进化不同，早期复杂社会的衰落都是经常性发生的，这可以说是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最为突出的一个重大发现，早期中国的不同区域，不仅是“文化”面貌不同，各自社会的发展路径、兴衰轨迹也都极具多样性。

二里头社会的复杂程度已经得到认可，是一个国家水平的社会，都城就是二里头遗址。目前来看，同时期中国境内并没有一支考古学文化发展高度超过二里头，甚至连接近的都很少。在二里头之前，中国境内已经出现过很多早期国家，但是它们都相继衰落了：

中国新石器时代传统核心区域的衰落最早始于长江中下游石家河、良渚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其结果是造成了该地区的空心化。……直到龙山文化晚期—新砦期—二里头文化一期，山东和河南东南部地区继而衰落，河南中西部郑洛地区也有衰落的迹象，仅余新密新砦和洛阳二里头两个100 万平方米还算比较大的遗址，但远不如同时期的晋南和北方地区。至二里头文化时期（二期至四期），传统新石器时代核心区域中仅剩下洛阳盆地一块唯一持续发展的地方，更像是一处文化孤岛，外围聚落则渐次减少，临近地区郑州、晋南乃至嵩山东南侧尚好，再往四周的黄河下游、长江中下游、关中地区则人烟稀少，无一不是衰败的景象。龙山晚期—二里头文化时期乃是中国新石器时代传统文化核心区史上最黑暗的时段。（张弛：《龙山—二里头——中国史前文化格局的改变与青铜时代全球化的形成》，《文物》2017年第6期。）总的来看，假如二里头是夏，大致与文献中夏王朝相符，因为文献并没有记录同时期夏王朝之外还有什么特别发达的王朝或族群，而二里头（尤其是二期至四期）在此时显得鹤立鸡群。

不过，如果认为河南龙山文化（或其一部分）也是夏文化，这还是很难与文献相合的。

首先，在龙山时代（约2300BC-1800BC）之内，在黄土高原相继有陶寺和石峁两支强大的政治实体兴起，在山东也有早期国家，如两城镇、尧王城和临淄桐林。此时河南中西部非但不是一枝独秀的状态，甚至在东西闪耀的情形下显得很平庸。这一时期中原地区发现了大量城址，但面积最大者不过五六十万平方米，一般约为一二十万平方米，更小的城址如郾城郝家台和淮阳平粮台，只是比较大型的村寨。

其次，在夏朝建立（约2070BC）这个年代节点前后，考古遗存中似乎没什么值得一提的社会变化，远小于龙山-新砦之间或新砦-二里头之间的变化。如果在2070BC切一刀，认为之前的河南龙山文化是先夏，之后的河南龙山文化（或王湾三期文化、造律台文化、后岗二期文化等）是夏，那么只能说这个早期夏文化在考古学上的表现也太弱了，和二里头时代的“晚期夏文化”完全不是一个层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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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回到夏年问题，在“夏是信史、二里头主体是夏“的一致前提下，分歧仍然是巨大的，可以概括为长年表VS短年表之争。“长年表“认为文献可信，二里头不够则找河南龙山来填充；“短年表”则坚持河南龙山和二里头差异巨大，把两者都塞进夏是说不过去的，夏始年没有那么早，甚至部分人认为可以抛开文献、根据二里头考古遗存的年代来确定夏年。我觉得，症结仍在于文献的不确定性，而不是考古材料的不确定性。

孙庆伟先生认为“《史记·夏本纪》所载夏后世系基本可信，古本《竹书纪年》记载的夏代积年471（472）年说不容轻易否定。依此积年数，则夏代始年至少应在公元前21世纪。研究者对于夏代世系及积年的质疑，必须以全面系统的文献研究为基础，不能为疑古而疑古“。（《鼏宅禹迹》P485）邹衡先生则认为，对于夏文化的上限问题，“我们只有用碳十四测定二里头文化一期的年代，测出来多少年，就是多少年” 。董琦先生认为，学界将相关考古学文化去填充由后人追记的传世文献的夏年，是一种类似量体裁衣的本末倒置的研究方法。

国内学术界都同意“夏朝存在“，但这背后掩盖了对相关文献记载性质的不同认识或立场，彼此在事实上是无法调和的——如果坚信夏积年和世系都是信史，那么只能在文献约束下去填充考古遗存，如遇二者不相符的，找各种补丁就行了；反之，如果文献中的夏积年和世系本身就值得怀疑、不一定是历史事实，那考古学家为什么一定要迁就它呢？